陆大道院士:“论文挂帅” 扭曲人才价值观!
2020-05-07 13:58:09 作者: 本网整理 来源:社科学术圈 分享至:

编者按: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和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和《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营造高校良好创新环境,2020年2月18日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等系列讲话精神,应本刊名誉主编陆大道院士建议,特将陆先生给《中国科学报》(该报于2018年5月21日第1版选登部分内容)的原稿全文登出,以飨读者。两年前的原稿,为后来的政策出台起到鼓与呼的作用,有的可能很尖锐,但可谓爱之深、责之切也。让广大学者听听陆大道院士原汁原味对唯SCI论文挂帅导向的批评,指引我们地理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不忘求真穷理初心,纠正功利化导向,脚踏实地地做好科研创新工作。


科技人才价值观被扭曲


现在我国有了大量具有各种头衔光环的人才,有一大批有作为的学者。论文数量和发表杂志的“档次”,特别是SCI类的论文,已经成为部分学者衡量自己价值、地位的象征,也代表了他所拥有的资源。论文成为他们思想深处的价值坐标系。在这种坐标系下,热衷于写论文特别是SCI论文的学者愈来愈多。对于勇于承担国家需求与重大任务而言,我们可能正在失去诚实可信赖的人才队伍。在过去的年代里,经常讲那些无名工匠们的贡献,现在很少有人讲了。


为了达到论文最多与影响最大化的目标,已经不再强调发挥集体力量了,也没有了热爱科研团队、发挥集体作用的氛围了。无论多大的项目及集体,只是名义上存在,即在申请项目与最后验收时存在。而一旦项目得到批准,负责人将项目一分解,课题费一分,实际上没有了团队,各干各的。为了多出论文,项目的研究框架越分越细,研究领域也愈来愈多,学者的知识面越来越狭窄。需要搞综合的,搞实际应用的,往往找不到适合的人干。


当主角的愈来愈多,很少有人甘当配角、愿意做好辅助工作了。外面(国外及国内外单位)引进的人才,来的头衔不小,但他们中不少人对国内工作不了解,兴趣不大,对研究团队的建设也不关心。但这些人才获得的待遇很不一般,学术竞争的平等性可能也正在消失。


“学术自由”“自由研究”,是常常被管理部门领导人所津津乐道的当今中国的“优势”。但是,实际上被论文绑架了,甚至成为文章的奴隶。不是为自己所热爱的工作而献身,怎能具有真正的自由。


“论文导向”,领导者的方向和理念,使得不少科研课题和研究内容存在“闭门造车”的情形,不仅脱离了实际需求,造假和业绩“兑水”现象时有发生。


“紧跟”与照搬“国际前沿”与“国际热点”,学术思想固化在西方的框架与模式之中


不少学者至今仍然言常称“国际一流”与“国际热点”,他们公开地认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对西方人的科学技术进行挑战”,“还是还要按美国人的思想与模式进行研究”等。我们今天对SCI的迷信、崇拜,甚至比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将外国人的研究方向奉为自己的方向,一些研究领域、科学问题、研究思路等大都是从别人那里“引进”的。这样,研究成果也较易于被西方“国际主流”所接受、所赞扬。但这最多只是“紧跟”,何能创新?一些人不愿意研究中国的问题,包括国人所提出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经济科学问题,因为其成果不一定被西方人所乐于接受。当获外国教授的好评后,如获至宝,也就成了自己的“资本”。近年来的各种光环人才的评选,包括最高学术称号的人才,候选人的关键材料几乎都是这样的逻辑内容。无论申请人,还是评委专家们,都非常看重外国人的几行肯定,而基本不强调申请者的成就是否为真正创新,对其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并不认真在意。


一部分迷恋“SCI”的学者,他们极其看不上将全部精力置于国家需求研究的学者,对他们的成果肆意贬低,斥之为“三无”学者(没有国外权威文章,没有国际头衔,英语水平差)。对一些学科任意斥之为“三无学科”,有的甚至已经被打压而消失。多年来,许多人才与成果,在各种评奖的关口被那些SCI热衷的权威学者以一两个量化指标不够或由于没有外国人的好评等而否定了,“封杀了”。


有人将加菲尔德博士称为“SCI之父”。这确是中国推行国际化中的怪现象。这在客观上对一些人的心灵带来是什么样的崇拜感呢?这种崇拜感引起的负面效应是很突出的。


中国的科学家很多,但中国缺乏战略思想家,也与论文挂帅具有密切的关系。


不少科研有机体(科研院所)“通货膨胀”


以论文为核心的价值观,使许多科研院所领导的政绩观与绩效目标也产生扭曲。


论文数量和发表杂志的“档次”等指标,已经成为研究院所、大学及其院系争取资源的权力和工具。论文多,人才多,科研经费多,也带来获奖多,单位就得到上级表扬。为了实现这样的“良性循环”,近年来,许多单位不断增加“研究中心”“学院”,扩大原有机构的规模,持续大幅度增加职工人数。许许多多的科研有机体普遍“超重”。


脱离实际,离开国家需求


为国家服务的宗旨被许多人基本上抛弃了。对如何满足国家需求解决国家发展中的科学技术实际问题已经兴趣不浓。通过艰苦的科学实践、寻求理论上的发展和科学上的突破的理念也大大减弱了。过去一些较大和较综合的工作,需要较长的外业调查、试验站观测等工作过程,现在学者们的创新途径和研究方式改变了。很少有人愿意在外业调查、到实践中去验证,到试验站做实验等等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改在网络及新技术下功夫。差不多丢掉了有效的传统方法。


不少单位只是表面繁荣。通货紧缩问题也很突出。许多工作,科研骨干不去“一线”了。一些国家发展急需的课题,那些与社会发展、民生问题关系很大的问题,被一些人认为没有理论,不能发表论文,或该领域的问题不是“国际前沿”等,使服务国家的工作得不到重视,进展萧条而缓慢。热衷于各种各样机理的揭示,喜欢在微观世界里孤芳自赏。他们写了大量的科学论文,最后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甚少。


科技队伍中的“金权政治”现象涣散了科研团队的集体精神


论文造就了大批具有光环头衔的人才,他们由此获得相应的荣誉及地位。自然就可获得对多种资源的支配力即权力。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团队大多难有真正的科学民主,学术带头人喜欢搞“一言堂”。在这些集体里,只有工作布置,没有大家密切合作,很难有学术思想的碰撞。而没有学术思想的碰撞,何能产生新的科学思想呢?这种“金权政治”的现象在我国今天科技界已经不仅仅是端倪了。


一些大学及院所内小机构林立,“招牌”很大,各自为政。三人一“中心”,五人一“学院”。“院长”“主任”满天飞。这样组织起来的团队,经常处于变动改组中,长时期形不成一个合理的梯队。一些团队没有了辅助工作人员,全是“精英”或教授,诸多的次要工作或辅助性工作没人干。这些不是在实际科研活动与合作中磨合、凝练而形成的研究集体,何来很强的创新能力?


媒体上有人评价,在大学和科研单位,“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很多经费被“老板”层层包工。搞不到项目和钱,科研水平再高也是白搭。这大概就是真正的“金权政治”了。


导致项目与投资饥饿症、机构饥饿症,学术带头人与科研骨干整年疲于奔命


科研人员不断申请课题,一年中大量时间跑这个部、那个委。而项目被上面一批准,任务一分,接着很快就要应付中期汇报评审了。诸多的课题没有完成,又要抢着写新的申请。不断奔波于找领导、写本子、争课题、应付评审、总结交账之中,真正用于坐下来科学设计和开展研究还有多少时间和耐心呢?科研骨干总是处于高压状态。特别是第一负责人,压力确实巨大,少数人身体状况下降严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去写本子,争取项目。科技人员哪里有“自由”?


沉稳、专注的科学研究精神很少见了


建国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逐渐培养起来的以为国家服务为荣的价值观及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腐蚀。很多优秀的民族都有这种沉稳、专注的特性,学者们会用一生的精力去踏踏实实地做好一件至几件事情。然而今天,我国科技界人心浮躁,急于求成极为普遍。专注与沉稳的研究精神差不多全丧失了。能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越来越少了。


论文与权力的挂钩,使多少人紧张不安:一些人热衷于这个指标,一些人恐惧。但我们应该承认,许许多多学者长期在写论文的大环境里已经“适应了”,觉得在温暖的被窝里,也很舒服,甚至也很有“成就感”。


“论文挂帅”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价值网络


尽管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带来以上种种负面的后果,许多学者也痛感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由于政府管理、资金来源及科研单位领导理念等原因,论文挂帅在我国大致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可”。人们觉得已经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已经形成庞大坚固的横向价值链与网络,这个网络覆盖着广大学者、评审(咨询等)专家、科研单位领导、政府科研管理机构、社会、媒体等各个阶层,主导着科研项目的立项、审批、评审、批准、实施、中期评估、验收等所有环节。一切以SCI为核心的评价指标所引领,成了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动力”,成为人才发现与人才任用的“温床”。


国家科技管理机构的价值取向理应是为国家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但由于SCI是成果与人才的核心标准,就使他们将SCI当作自己一切工作的核心目标。少数领导人非常热衷、迷信、迷恋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将学者们引领到迷失的方向。他们可能自己却因为“SCI—人才—成果与大奖—政绩”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观。


小结:影响深重


综上所述,西方的科研制度与评审制度的移植,使我们的队伍逐渐丧失了对西方标准的鉴别能力,自信心受到了严重的腐蚀。


各种项目的立项、验收、评审与奖励,各种头衔人才的选拔,其中包括最高学术头衔的选拔评审和无数重大项目立项与成果评审,这些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科学事业的大事,使用的大部分是西方的框架与标准。我们不禁要提出:这些人才,包括最高“学术称号”,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吗?这难道不说明,SCI及西方杂志的编辑部,远程间接操纵了我们的人才选拔,间接支配与操纵了中国大笔资金的投向?我们在科技领域搞了这么多“国际前沿”项目,是国际化了,还是被国际化了?


以SCI为核心的论文挂帅,其客观结果是使我国的科学事业逐渐脱离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方向。当然,不可避免地扼杀了科技创造力,导致我国科技界贫于创新、贫于思想的不良效果。


主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和全国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讲话中,倡导科技发展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号召“我国的科技人员要把自己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理解,这是对我国科技界一个委婉的但内涵却很严厉的批评。在当时一段时间内,我注意到,没有哪个科教管理机构的领导层组织讨论与发表讲话予以响应。是何原因,不得而知。


以上叙述的问题,是严重的。当然,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是没有责任的。他们被绑架了,被误导了。问题的主要原因:


论文已成为部分管理机构的重要武器,SCI论文被权力化了


衡量科技成果与人才,应该具有科学的客观标准,如:体现在被证明的理论创新、技术革新、应用实践、社会与学术界认同等方面,但在我国,论文很快成为衡量一切的有效手段。在论文指标及SCI开始流行时,科教管理机构与国家资助机构就开始认可并不断加大宣传的力度。他们可能认为这是实施“国际热点”“国际一流”的最佳路径。他们乐于看到自己领导下的人才与成果大量涌现。有的机构每年对各个学科都要不厌其烦作出大量的检索统计,出版大量介绍资助对象的人才与论文、影响因子等指标的报告、宣传物。宣传那些必然会产生的大量“优秀成果”与“优秀人才”。这些成就也就成为对迅速增长的国家财力、物力投入的“回报”。“学术自由”“发挥科学家积极性”等很可能成为他们坚持这样做的理由。


论文及其引用频次,在国家高级科技管理机构中已经成为部分官僚主义者手中的武器。管理机构逐渐出现了官僚化的倾向。有些管理者,对学术界的不同声音满不在乎。他们竭力宣传SCI论文对科学家及其成果科学性的重要意义,不遗余力地对其资助的人才与SCI成果以及外国人好评进行不断的广泛赞扬,通过以项目、经费、荣誉为手段,对广大申请经费学者作赞扬、鼓励或者挤压、封杀,强烈引导广大科技学者只追求论文,特别是SCI论文。


人才头衔太多


管理人才和管理科技的政府高层一届一届的负责人,都习惯于制定“某某计划”,以发现学者、鼓励学者。至今在全国范围内,已有十多个全国性的人才“计划”。这比经济工作中曾经出现的重复建设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听说的大约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入选者”“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A/B类)计划,等等。为了这些人才,都制定了具体的待遇标准及工资、资源享有等优惠与权力。但是,这些人才是否崇尚科学精神,是否具有国家情怀,是否能领导好队伍以及专业是否对口等,基本的了解可能都不够。他们到位后的表现,也没有机构去管理、督促。我们上面谈到的当前科技界的种种问题,表现在这些人身上是较普遍的。现在是到了深刻反思的时候了:我们的科技人才工作方向正确吗?要人才的目的是什么?人才要来了应该如何管理呢?


是否失去了民族自信心?


在以SCI为核心的论文挂帅价值体系强烈束缚下,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我国科学技术只有在美国人的概念、模式及体系中发展,现在中国还没有自立门户的可能。一些机构与学者专家,怎么也看不起中国自己的学者与专家的发明创造。没有高频次被引的SCI文章,就不能被评上人才头衔,不能获奖。看不起自己的成果与人才,这大概也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特点。


一部分管理机构的领导,他们长时期是论文挂帅的倡导者与实施者,对SCI,对西方模式、标准的崇拜,成为他们固化的习惯。


政策建议


现在两办已经发文,要求对科技成果与人才进行分类评价。但仅仅强调这一点,我以为并不解决主要问题。现在,一些管理者又着重提出“不要SCI,那要用什么指标来评价呢?”的问题。这是个伪命题,因为在科学技术发展长河中,几乎所有的伟大发明,几乎每一个国家科技大发展的成就,都不是由论文量化指标推动的。我建议:


第一,总结新中国几十年科学技术领域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总结与继承“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与科学家事迹,进一步激发与提高我国科技人员迅速赶上并超越世界水平的创新情怀及自信心。大力提倡科学技术发展要紧密结合国家崛起的需要,着力解决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前沿科学与尖端技术问题,并逐步达到未来世界上若干重要领域的科技制高点。就是完全的自然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也不应照搬“国际前沿”。对于真正的科学前沿,也要有自己的新方法、新理念,以自己特色去创新。


第二,大力提倡忠诚与敬业。这是全人类的人性最美好最光辉的一面。要强调追求真理,忠于国家,激发学者们的国家情怀;强调科学家全心全意,实现理想,强调奉献精神,不怕吃苦,全心全意搞科研,成为国家可信赖的学者。提倡诚信与信任自己的领导者,倡导学者们之间的互信,搞好研究团队的合作。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科学家的“爱国情怀”也不宣传了,似乎产生了某种“心理障碍”。我认为,一些西方大国国民的爱国精神非常强烈,科学家亦是如此。我国的历史说明更应该提高科学工作者的爱国情操。还要宣传中华民族及中国科技界人士、科学家之间的“信”字的光荣传统,将其作为科学工作者安身立命之高尚道德。


第三,对实行了近二十年的科技政策特别是评价制度实行重大调整。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评价体系。这种体系要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同行的定性评价为主。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使科研人员潜心做研究。这显然比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更重要。推动科技成果与科技人才评审的立法工作。


第四,清理“重复建设”与头衔。对大型院所,针对多年来愈来愈膨胀的躯体进行“瘦身强体”的调整。


陆先生特别说明:文中关于我国部分科研机构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分析,不包括成就辉煌的国防科技与大企业大公司的科技发展,也不涉及少数具有特殊性评价标准的学科与领域。


作者:陆大道院士


陆大道,1940年10月22日出生于安徽桐城,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3年陆大道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1966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硕士学位;1980年至1982年在原联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作访问学者;1992年至1993年在德国不来梅大学和波鸿鲁尔大学任客座教授;1997年至1999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至2010年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年被聘为甘肃省城市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长期从事经济地理学和国土开发、区域发展问题研究。他组织了对我国工业布局和工业地理学的学术总结,初步建立了我国工业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获得学术界广泛引用和推崇,参与或组织了《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等多项国家级及地区级规划的制订和战略研究。提出我国“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即以海岸地带和长江沿岸作为今后几十年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一级轴线的战略,被国家所采纳。近年来,对我国区域发展、地区差距和大区域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大量实证性和理论研究。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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